代理主席，社會現時有一種氣氛，便是公職人員，無論是官員還是立法會議員，如果他不按照利益申報機制辦事，固然會被大家要求“下台”，但即使他按照規定申報利益，大家仍然會表示申報制度追不上時代，並指責他申報的資料不足夠，接着會追問他大量申報以外的資料。如果他回覆稍慢，便會被指責為“隱瞞”；如果他因為在短時間內只能提供所要求的資料，便會被指責為“擠牙膏”。
大家最常說的另一點，是市民對公眾人物的要求越來越高，大家要顧及公眾的感受。這是事實。不過，不同市民對同一事件亦會有不同觀感，那麼大家又怎麼知道誰的要求才是最正確的？所以，最公道的做法，是根據各政府部門或機構研究後訂出的申報機制來辦事，讓有關人員有例可依。因此，如果公職人員按照規定申報，即使有人覺得資料不足，申報制度不完美，亦應該將利益的疑點歸於當事人，判斷他基本上是合格的。
讓我回到局長的事件上。在上任初期，局長發現有關地皮位於新界東北新發展區 (“新發展區”) 的範圍內，已即時向特首申報，而局長其後亦強調自己、太太及子女在新發展區內均沒有任何利益。行政長官亦親口證實，局長已經作出應有的申報。
局長已完全按照現有制度作出利益申報，並已經多番交代有關農地的事宜。事實上，政府現已訂定一套既定制度及程序，如果官員嚴格遵守制度，便應該符合要求，應該免受刑責。可惜的是，局長這次雖然已經申報，但卻仍然受到猛烈的攻擊。那麼，申報制度又有何用處呢？當然，即使申報制度有多嚴謹，亦會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，但在修改前，我們仍然應該以現行制度為依歸，否則便會出現一種情況，便是沒有申報的固然要“死”，但按照規矩申報的也要“死”。這樣是否公道、是否有道理呢？
可是，當然有人會說道：“不調查又怎麼知道他是否清白、有否隱瞞呢？”。根據傳媒報道，廉政公署 (“廉署”) 已經決定成立委員會調查此事。我相信，既然廉署會進行調查，那麼我們便更無理由在現階段引用《立法會 (權力及特權) 條例》(“《權力及特權條例》”)，由立法會進行調查，因為這樣會給社會錯誤信息，以為立法會根本不信任廉署。同時，立法會的調查亦不可能一如廉署的調查般全面。如果廉署最終證實局長行差踏錯，我相信局長自然會受到處分。
剛才有同事表示，為甚麼局長不利用根據《權力及特權條例》成立的調查委員會這個好機會，向公眾證明自己是清白的呢？如此說來，便等於大家眼前有一個健康的人，但大家卻懷疑他不健康，於是便問道：“為甚麼不讓我將你剖開，讓我檢查和證明你是沒有毛病的， 好讓事件告一段落呢？”。我相信，在《權力及特權條例》下被審判 的人被審者所承受的精神壓力及折騰，其實與被剖開的人是沒有分別的。如果大家沒有確實和足夠的證據，便不應該隨便利用《權力及特權條例》審判他人。
正如我上星期在內務委員會會議上所說，我以為立法會復會後會第一時間討論實際議題，例如上海自由貿易區等關乎香港社會前途的大事。不料，大家仍然花時間在內耗上。我遇見的朋友 (不論是“老”、“中”、“青”) 皆告訴我，本港近年已經花費太多時間和精力在內耗上， 令社會發展停滯不前。
回顧過去，香港曾經維持世界第一貨櫃碼頭的地位，但近年已經被新加坡及上海超越。據我所知，深圳亦將會超越香港。此外，香港回歸前的經濟狀況一直與新加坡“叮噹馬頭”，但今時今日，新加坡的家庭月入已幾乎是香港的兩倍。面對這種情況，為何我們仍然可以無動於衷呢？為何大家還要花時間在無必要的內耗上呢？
令人最感擔心的，是連中央也似乎對香港不予厚望，除了在深圳打造一個前海外，還在上海建立自由貿易區。很多分析認為，大陸正嘗試複製香港，以便當香港有任何閃失時，便可以取代香港。我當然不希望這種情況出現，但只要自由貿易區奪去香港一、兩成生意，香港便已經“好麻煩”，而長此下去，更會令香港陷入險境，屆時我們所謂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亦會如貨櫃碼頭般，無法維持。
大家須知道，“破壞容易，建設難”。即使我們現在一起努力發展香港經濟，也要在一段時間後才有功效。我非常希望香港人能夠重投社會建設之中，不要再沉迷於內耗，否則我們的下一代將來一定會埋怨我們不做正事，只在“搞事”。
司長剛才已經解釋，發展局的決定並非陳茂波局長的個人決定。 事實上，此事已經擾攘多時，在大家未有進一步的證據前，我請大家回到檢視新發展區計劃的實際情況之上，不要再虛耗多年時間，令香港停滯不前。
最後，我想特別一提，此事已對局長、其家人及親人帶來沉重的壓力，而部分傳媒 (特別是不法的傳媒) 更採用近乎不擇手段的追蹤拍攝做法，令其子女和親人受驚，遠超我們本土認為合理的做法，亦超越了界限。我希望有關界別或傳媒應該深切反省。
我會反對議案。多謝代理主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