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席，要解讀今次的發牌風波，其實最重要的是看問題的根源，而我認為問題的根源是香港政府的施政手法。我知道很多人因為種種原因不信任特首梁振英，但我們不能夠否認新政府有決心，亦正不怕困難地解決香港多年來累積下來的深層次問題，包括房屋、扶貧及多項由中港矛盾引申的問題。但很可惜，許多其實動機良好的政策，結果也被人批評，而很多批評均很有道理，我們總不能夠每次均指反對派搗亂。當然，如果反對派能夠提出更多有建設性的建議， 我相信這會對香港更好。
我相信施政失誤除了可能是因為政府未能深思熟慮外，也關乎政府解釋事件的手法。新政府仍然沿用舊政府傳統的“line to take”，即官方口徑，但這些官方口徑很多時只作選擇性或有限度地披露。不過，政府忘記了時代已經轉變，這種手法已經不能夠配合市民的知情權和高透明度的要求，肯定註定失敗。我希望政府可全面地檢討甚至改變其資訊披露的手法，方能有效施政。
現在談談我對是次發牌事件的看法。首先，大家一定要知道，政府發牌事件很複雜的問題，如果我們沒有時間或因為種種原因而未能掌握到事實，我相信無法對整件事件的來龍去脈有充分理解。在這種 情況下判斷誰是誰非，其實並不公道。
政府前天再發表聲明，進一步解釋發牌決定。雖然並沒有披露太多新資料，但總算能夠詳細講述發牌的一些考慮因素。我相信社會完全不會滿意，因為政府的回應綁手綁腳，一方面要遵守保密原則，另 一方面又不可以泄露商業機密，更預計司法覆核是早晚的事，因此，律師必然建議政府甚麼也不要說。在受制於眾多框框的情況下，要把如此複雜的問題解說清楚，着實困難。
我自問早前對這件事的印象，均是經由報章所得，但當我前後花了相當多時間跟特首及專責官員互相討論後，我對整件事有了新的看法。我相信如果未能心平氣和及在沒有預設立場的情況下了解事件，其實很容易便會作出錯誤判斷。
我認為今次事件的問題核心，有以下數點：
第一，顧問認為發牌應循序漸進，而市場最多只能承受多一個新電視牌照；如果市場情況理想，最多只可發出兩個新牌，但市場難以承受3個新牌照。
第二，顧問建議按四大準則評核 3份申請書；據報，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整體上排名第二。
接着，大家便會問，為何排名第二會變排名第三。根據傳媒的報道及我的理解，行政會議須作全盤考慮。除了考慮該4份顧問報告外， 還有另外 10項因素，大家也看到政府剛公布的資料中已對此作出表述。我認為其中有兩點最值得大家留意：第一，其實當中涉及多輪申述文件和公眾利益。說得生動一點，在這些申述文件中，3個申請者互相評論、互相指出對方的缺點，而他們同時亦有機會再次解畫和反駁對方。大家可以想像，在持續了數個月的多輪申述中，肯定會暴露大量電視行業內的實際操作問題，以及可能出現的問題。我相信在這種情況下，由於是行內人互揭隱情，故行政會議得以從顧問報告以外的新角度加以考慮，以及察覺到實際可能發生的情況，從而思考整件事件。
(代理主席梁君彥議員代為主持會議)
此外，政府的聲明亦提及公眾利益的問題，其中包括新牌照和經營者能否在12年內持續經營及會否令市場大幅波動，是相當重要的考慮因素。如果獲發牌的公司欠缺雄厚的財政實力，其面對最惡劣的情況可能會是連續虧損12年，而電視台的營運需要投入大量資金，有人形容這好像“燒銀紙”般，如果長時間入不敷支，就有“爛尾”的可能。 這些情況絕對會發生，而過去本港確發生過電視台結業的事件。當年佳藝電視創作過不少成功的電視節目，但一直入不敷支，結果不斷地“燒銀紙”，最終只營運了數年便倒閉，這便是慘痛的教訓。
事實上，目前電視台的營運已經很困難，電視台的廣告不可能大幅增長。如果將來電視台之間在營運上出現競爭，導致出現“割喉式”的減價戰，最後甚至出現電視台倒閉的情況，除了會衝擊整個電視行 業外，更會為其他傳媒機構帶來負面影響。目前兩家獲發牌的公司在 2010年申請牌照時，其母公司已表明會在財務上支持它們，同時它們也具備長時間營運電視台的經驗。從這方面來看，“爛尾”的機會確實較低。當然大家可以問政府為何如此保守？如此一來，小型公司又怎可能有機會呢？這亦是政府需要考慮的問題。
我相信今天的原議案難以獲得通過，原因是行政會議的保密制度已執行多年，明顯有實際需要。如果真的需要修改，也要經過深入研究和討論，並不能單單因為發牌事件而提出要改變規則。至於商業機密的問題，更沒有理由因為這種情況或這次事件而拆掉香港金融中心的招牌。
郭榮鏗議員可能明白到行政會議保密和商業機密事關重要，所以提出不要求取得行政會議和商業機密文件，表面上雖避過兩大阻力，但想清楚，如果行政會議在決定過程中考慮了數百份文件，而我 們只可取得數百份文件以外的資料，即是說我們其實少考慮了數百份文件，這又怎可得出全面中肯的判斷呢？結果一定仿如瞎子摸象，只能摸到大象的鼻、牙或腳。此外，所涉及的技術性問題其實也很多，包括哪些是行政會議文件和哪些是非商業機密資料等，這些均須作長時間辯論。因此，修正案表面上雖公道，但實際上是需要作長時間辯論的議案。剛才有記者問我民意需要考慮嗎？民意當然要考慮，而我亦明白到公眾對發牌事件的怨氣。我作為一位議員，可以選擇與市民 一同指責政府，爭取選票，也可以選擇引導市民了解問題的複雜性和困難，並且要求或迫使政府妥善處理民意。如果引用《立法會 (權力及特權) 條例》(“《權力及特權條例》”) 可以解決是次事件，我絕對會支持，但我相信引用《權力及特權條例》，並不能夠解決有關問題。
其實，如對政府的決定不滿，最正確的方法是訴諸司法覆核，讓法庭決定政府在哪方面處理不公。昨天大律師梁家傑議員和郭榮鏗議員均提出了司法覆核的局限性，但剛才大律師廖長江議員也詳細地回應有關事宜，我認為他說的亦很有道理，證明香港的律師制度真的很厲害，要求它往東邊或西邊走也可。有時，我們這些需要花錢聘律師的人便不知道該往哪裏走。我們要花錢是必然的事，而法律界卻一定贏。其實，我對香港司法制度很有信心，絕對較引用《權力及特權條例》為佳。如由立法會做政治審判，不但未能解決問題，而且一定會 涉及很多法律及原則性的爭辯，所以我認為大家不要口裏說香港法官是超然的，而事實上卻不信任他們。我們一定要有超然的法官，才可以有資格、有能力和有制度作出判斷。有關人士如果希望能夠以理性的態度處理問題，不如直接提出司法覆核。法官與我們不同之處似乎 是他們沒有政治考慮，因此，如由法官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來判斷政府究竟有否做錯，我相信這對各方面而言均較為公平。
我相信今天的原議案和修正案通過的機會不大，但即使如此，我也希望政府能夠利用資訊科技委員會詳細解釋和解決事件，爭取回復市民的信心。
多謝代理主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