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多謝毛孟靜議員提出這項議案，讓我可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談李慧玲事件。現在談李慧玲事件好像在落井下石，但我相信我的親身經歷有助大家理解事件。我估計，我今天的發言可能會令我日後受到更多無理攻擊，但我也決定要說出來。
我們常談論新聞自由，又或換個角度稱之為“編輯自主”，但大家有否留意到，在完整的新聞學思想中，新聞自由有一個連體嬰稱為“新聞操守”，兩者是互為一體的，有自由便一定有操守。只談自由，不 談操守，遲早會出現傳媒人濫權的現象，甚至出現傳媒霸權。新聞工 作者責任大，權力亦很大，不講求操守可以造成很嚴重的問題。根據 香港記者協會在網上刊登的《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》，第(1)條便指出“新聞從業員應以求真、公平、客觀、不偏不倚和全面的態度處理新聞材料，確保報道正確無誤，沒有斷章取義或曲解新聞材料的原 意，不致誤導大眾。”我認識的傳媒朋友，很多都具備這些優良的傳統，但實際上這些守則只有擁有良知的新聞工作者才會自覺遵守，一 旦出現不顧操守的傳媒人，社會根本無法監察，因為任何批評都會被指為干預新聞自由，罪大惡極。
今天我們討論李慧玲事件，無可避免要討論到李慧玲本人，以及她主持節目的手法，因為這些因素會直接影響我們對事件的判斷。李慧玲作為一個重要節目的主持人，我覺得她的主持作風是偏頗的，甚至是以偏概全的，如果以新聞操守來衡量，已有不少違反的情況。曾有香港商業廣播有限公司 (下稱“商台”) 記者致電給我要求訪問，其中有前線記者，也有高層人員，當我表示擔心商台會否公正處理我的言論時，他們立即與李慧玲劃清界線，表明他們屬於新聞部，而李慧玲屬於節目部，他們是專業記者，一定會公平對待所有人，而結果他們亦做得到。
然而，一般市民又怎懂得區分新聞部和節目部呢？當然，商台的節目部亦有持平的主持人。香港市民主要透過各傳媒渠道接收信息，傳媒工作者掌握社會公器，除了監察政府外，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便是提供事實，令市民能全面掌握真相，然後才可以對社會各種狀況作出回應。所以，如果傳媒只選擇性提供資料或偏頗的評論，市民一定會受到影響而作出偏差的反應。
我用最近的一個例子來說明一下，上個月發生郵輪旅客拒絕下船事件，李慧玲的助手致電我的辦事處，要求我在李慧玲的節目談郵輪保險的賠償問題。當我回覆她的助手時，距離其節目開始的時間已不多，由於郵輪保險較專門，我要花時間掌握不同保險公司的保單情況，才不會誤導市民，因此，我建議找從事郵輪保險的專家給他們訪問。接着我立即聯絡香港保險業聯會，要求為商台安排專家接受訪問，雖然聯會其後未能找到專家接受訪問，但提供了書面答覆，更致電通知她的助手。最近，這位助手已向我確認，已把書面回覆交給李慧玲。聯會通知我，這份書面回覆其實亦已提供給香港其他傳媒機構。其後我忙於向各位專家查詢，了解不同的賠償情況，並回覆傳媒的查詢。
其後《明報》也有報道我的資料，我手上有一篇報道，大家可以看到，《明報》有相當大的篇幅報道這事。《明報》做得較好的地方是，除了報道保險界人士的意見外，還自行從各保險公司的網站搜集資料，所以是一篇很全面的報道。李慧玲當時指保險界沒有回應事件是不正確的，但很可惜，李慧玲在其節目中完全沒有提及書面答覆，只是攻擊我和保險業界，指摘我們不肯評論。數天後，她還在自己的報章專欄內再罵一次。今次事件令我覺得，她並不是真的關心郵輪旅客，如果她關心旅客，一定會引用聯會的書面答覆，談談一般的賠償情況；她沒有這樣做，只顧罵別人不接受她的節目訪問，這種做法完全不是報道事實，而是扭曲事實。
事實上，我很難認同李慧玲是專業的傳媒人，只覺得她公器私用，用電台和報章專欄來攻擊我和功能界別。我亦聽過很多議員和官員表示不會接受她的訪問，因為有太多不開心或不合理的遭遇。我一向認為，一位專業的節目主持或時事評論員對比新聞記者，可以有更多獨立的見解，甚至挑戰權威，但必須建基於新聞操守之上。我亦曾接受商台及其他節目主持人的訪問，雖然他們的問題同樣尖銳，但大致也做到尊重事實、不偏不倚，大家都可以暢所欲言，清楚表達自己的觀點。李慧玲為人詬病的其中一點，便是“有佢講，無人講”，據稱甚至有受訪者在掛線後，仍然被她單方面批評，使人無法反駁。
除了近日的郵輪事件外，我接受她訪問的次數不多，但也有被針對的感覺。回想在2008年9月 當時我首次當選立法會議員，但在10月才進行宣誓，所以仍未正式上任，那時我尚未了解傳媒的運作發生了AIG事件，當時不少傳媒都想知道購買了相關保險公司保單的市民應該怎辦。這是一個極度敏感的問題，因為相關保險公司有 200萬份保單，如果提供了不正確的資料或意見，可能會引發類似銀行擠提的危機。所以，只有清楚該公司財政狀況的保險業監理處 (“保監處”) 才可以提供意見。因此，我當天已即時要求保監處召開記者會，而保監處亦同意在當天下午5時舉行記者會，我的辦事處亦即時通知所有傳媒出席。可是，李慧玲在當天的節目中任意攻擊我，甚至在其專欄中指我不見蹤影，更說要刊登尋人啟示，言詞尖酸刻薄，連 我的親友聽到也感到很不快，更問我為何傳媒會用這樣的手法做新聞。
李慧玲被商台解僱自然感到不開心，但她應該趁機自我檢討，也應學習做得更專業。訪問最重要是向市民提供正確及專業的資訊，所以，她應該向受訪者提供足夠時間及問題詳情，讓他們可以做好準備，而不是利用大氣電波及報章專欄去攻擊別人。事實上，即使政見 不同，亦應該尊重他人的想法，因為言論自由是相當重要的。
今次的解僱事件相信與新聞自由無關，根據傳媒報道，李慧玲被解僱的原因可能有3個：第一是與老闆及上司不和；第二是節目收聽率不斷下跌；第三是李慧玲想“跳槽”。其實，李慧玲轉頭已在新電台“開咪”，所以滅聲的說法是不成立的，她在市場上仍然有其發言空間。此外，如果與老闆及上司不和，即使在傳媒機構，如果雙方沒有互信基礎，在現實中也難以繼續合作。最後一點是收聽率下跌，這點是無法被確認的，但亦是我預料之內的事。我聽過很多朋友說，收聽她的節目，初時有一些官能刺激的作用，聽她罵人罵得很“過癮”，但慢慢便會發現，在其節目中，無論怎樣都是別人有錯，感覺相當負面， 最後漸漸不再收聽，所以，聽眾減少是很有可能發生的事。上述3個原因都有可能是她被解僱的真相，所以，請不要把新聞自由的光環放在自己頭上，否則只會侮辱了新聞自由。
我花那麼多時間分析，主要想說清楚，李慧玲事件只是一件較複雜的勞資或人事糾紛，有人企圖把事件與新聞自由掛鈎，把事件說成與商台續牌有關，只是想把事件政治化以達到個人目的。事實上，雖 然商台沒有了李慧玲，但我不認為商台的言論自由會受到傷害，該台的節目主持仍然可以暢所欲言。我希望李慧玲明白，除非她改變敵對及偏頗的態度，否則我是不會接受她訪問的。
我做人處事盡量與人為善，但對於無理取鬧、抱有私心及公器私用的人，我是深惡痛絕的。正因為香港社會上有這些人，令香港在攻擊及鬥爭中沉淪。日後，如果李慧玲不再寫專欄，希望社會不要隨便將之與新聞自由扯上關係。
代理主席，我反對引用《立法會 (權力及特權) 條例》去調查今次事件，因為事件的因由已相當清楚。我謹此陳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