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席，主要官員問責制 (又稱政治委任制) 已實施 18 年， 社會評價普遍欠佳。有個別問責官員被人攻擊至體無完膚，甚至有人將施政的種種弊端完全歸咎於問責官員。事實上，問責制確實存在結構性問題，今天香港的政治全面回到正軌，我同意現在是適當時間作出改革。
對於問責制，我認為要公道說句，問責制由誕生的第一天開始便成為反對派追擊的對象 ， 行政主導根本名存實亡 ， 政府變成 “熱廚房 “，問責官員只有 “捱打”，根本難以做到具體成績。在 這種有辱無榮的環境下，越來越少人願意當問責官員。所以，問責制是有問題， 但把所有施政問題歸咎於問責制亦不公道。
有人說道 ， 問責官員沒有高瞻遠矚的魄力 ， 不能解決深層次矛盾，不能達到問責制的目的。當年參與推動問責制的劉兆佳教授曾指出，問責制的原意是要讓特首組建志同道合的領導班子，同時建構一 個管治聯盟，由建制派、愛國的專家、學者、意見領袖及社會各界組成，從中挑選問責官員。他們抱持基本的共同理念，施政可以有連貫性，官員制訂政策時亦可以高瞻遠矚。
不過，最終不但管治聯盟做不成，反而每屆政府完結皆會變成官員大換班，施政自然難以有連貫性，官員亦不敢推出長遠政策，自然不能解決深層次矛盾。不過，香港今天終於可以由 “愛國者治港”，希望可以逐步落實管治聯盟的概念，從而落實問責制的精髓，亦鼓勵有志者加入政府工作。
問責制的另一個問題，是問責局長雖然是有關部門的首長，但竟然不會涉及公務員仕途的有關事宜，例如聘任、晉升及紀律事宜。根據現行制度，常任秘書長雖然要向問責局長負責，但公務員和問責官員沒有從屬關係，而《公務員守則》亦訂明兩者是夥伴精神的合作關 係。公務員只向公務員上司負責，問責局長不可過問公務員的仕途。 這種制度其實相當古怪，在實施問責制前，局長對公務員有全面管理權，但現時的問責局長卻變成名副其實的無兵司令。
事實上，公務員制度的好處是穩定，壞處是傾向保守，而問責制可以為政府引入新思維，如果兩者能夠完美融合，政府施政便可以做到穩健又求創新。然而，現時這種夥伴精神的合作關係，要靠局長與公務員搞好關係才能成事。從管理的角度而言，這種特殊制度容易把大家推向對立面，引發問責官員和公務員的衝突，這些事以前皆曾發生，日後亦會發生。我想這種權力分割的做法絕對不利於管治，政府應研究如何處理。
最後，我想談談政治助理的問題。很多人認為政治助理同樣是問責官員，但沒有甚麼實際作用。當年增設政治助理一職，目的是要為局長提供政治意見及評估，工作性質應該類似政治公關，是一個很重要的職位。不過，不知何故，過去不少政治助理由 “政治素人” 擔任， 變成用首長級的工資訓練政治新人。可能大家被 “政治助理” 的名稱誤 導，結果等於放棄政治公關的工作，難怪過去政府與反對派駁火時， 在爭取輿論及推銷政策時無還手之力 ， 反映出政府亦不重視政治公關。
所以，政府可考慮把政治助理易名，避免誤解，並邀請經驗豐富 的政治、公關或傳媒人才擔任，做好政治分析、評估民意趨向、提出推銷政策方針，以及打通政界人脈關係等工作，以發揮應有作用。
多謝主席。